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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贾康:财经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与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

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公布的数据完全合乎原来的医疗,今年二三四季度会逐步下降,最值得看中的还是把去年和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合在一起,和2019年相比,年均增长速度是5%,其实预示着我们经过努力以后,年均化的速度还有提高的空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中国的复工复产正在努力进一步的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运行。我们要牢记中央所说的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围绕数字化发展新经济这个重心,我的发言题目就是想侧重于讨论一下财经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和人才需求、人才培养这方面的基本看法。

第一个层面想谈一下对于财政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的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们称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是在人类社会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之后异常迅猛的发展着的这样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我们已经把信息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称为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

最为前沿的概念,大家耳熟能详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还有前沿的区块链,现在大家都注意到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还有人机互联。最近几天也听到,特别有创新意识的马斯克他们在人机互联方面芯片植入猪的和猴的大脑以后,已经在人脑上取得了初步的实验结果。比如,有一次球类的比赛,足球可以使残疾人在设备帮助之下,稳定为战力状态的时候,植入头部的芯片帮助他开球。原来根本不能设想做出的东西做出来了。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地关注,这是我们正在日新月异看到的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发展。

那么,数字平台企业和数字化的产业升级也是人们非常看中的内容。我们中国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应该说在前些年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给出试错和创新空间的情况之下,非常来之不易的已经有若干头部企业,不管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具有影响。最近这一轮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数字平台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在运行中间出现的一些偏颇,比如二选一被认定为垄断,纠偏的同时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国本土上数字平台企业创新的潮流。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间,智慧制造,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的升级的发展,还有结合政府牵头发挥更好作用的智慧城市建设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命题。

我多年研究的财政税收视角上的数字化财政税收管理,推进财政作为基础和重要支出来服务的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里面必须怎么样打造数字化的政府管理和政府治理,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既定是非常明显的发展机遇,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

核心的概念使我想到多少年前我就读到的一本译著《数字化生存》,当时感觉很有冲击力,但是现在的感受是更带有各种各样的案例,这方面的更鲜活的特征,使我们注意到只有数字化的生存和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才可能越走越快。

后面跟着的第二个层面,结合数字化时代对科技第一生产力的解读我再做一些深化。邓小平非常明显的一种认识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是他在文革时期付出以后非常明确地讲出的看法,等到终于结束了十年浩劫,他再次付出以后,主动要求管教育、管科技,而且他特别鲜明地提炼了一个表述,言简意赅的表述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这方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我少年时期也在读马列的原著,也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读到了篇幅很短,但是内容非常精辟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这个革命性的力量就是现在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管理部门,我们的社会公众所说的我们必须面对的这种创造性毁灭,颠覆性创新。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特征就是这样一些概念描述出来的。

它的源头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邓小平的概括,在学术上的讨论里边,我认为有这样完全成立的一种分析,就是生产力过滤传统概念所说的三因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在科技放到一起考虑的时候,不是做加法,不是把三因素变成四因素,科技是做乘法,是放大,科技的创新、成果的应用和传统生产力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它就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乘数效应,放大性加上面的局面。所以它是第一。

我们在技术领域的研究方面也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创新过程中间,生产力和根本生产力是有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都是在供给侧,生产基因主体它们的创新成功带出来的。由这种创新,由生产力不断地创新而形成我们划分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的量化表达的学术上所说的阶跃量化曲线直观地表述一下,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满足度不是向右倾斜的一个曲线,是一个阶跃曲线,是一个一个特定的创新成功以后上台阶式的表现,人类脱离一般动物界以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氏族根据自然分工,男性更多的去从事狩猎,女性更多的从事采集来提供有效供给,满足人类活下来的需求这样的阶段。

等到农业革命发生以后,上台阶,整个满足的程度前所未有的形成了可以出现剩余产品。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更是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工业革命上了大台阶以后,跟全球化结合到一起,一步一步演变到信息革命的时代,正在再上一个大台阶。

在列表的表示里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直观的图表来表明,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时代特征和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对应性,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期时代,到信息时代,是走过了第一列。第二列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勾画不同时期我们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里边最典型的人类运用工具的进步,运用这种工具可以做的更加升级的开发。第三列是说由于这样的发展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变化。我们现在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在继续实验,资本主义在继续调整,由于生产力已经推到半导体概念之后的移动互联、万物互联、智能化、共享经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特征现在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希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寻求供应发展的过程中间完成中国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当然,我们遇到的挑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典型的中美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持久战,但我们有希望处理得好的话,争取斗而不破,继续延续中国的和平崛起。

第三个层面,我想谈一下从中国看我们的发展可以创造新动能的新经济既有技术视角的后发优势,也要警惕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视角可能出现的“后发劣势”。后发优势非常容易理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除了少数的要素难以流动,比如最高端的核心技术被高端经济体掌握为绝对不出让的机密的情况下,其他的要素流动是后进的经济体可以借助主要是技术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去追赶发达经济体。比如说,半导体的技术,到了计算机时代,人家搞到586,我们实际上不必从286再一步一步网上爬,我们可以直接对应586,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同时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还要注意渐进改革路径依赖情况之下可能有一种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容易做的事做完了以后,剩下的硬骨头怎么啃?硬骨头啃不啃得下来,这也是习主席所强调的。

前些年我们注意到经济界、金融界很有影响的研究者提出改革与社会问题赛跑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赛跑还存在着未定之数,中央所要求的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我们必须克服深水区的困难去达到。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在中国现代化历史命运中主观可为的唯一选择就是认定唯改革创新者胜,在改革的深水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制度创新要承担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巨大潜力空间的龙头作用,这也就是前些年吴敬琏老师强调过,我高度认同的一句话,在中国的转轨视角上考虑,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我们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不能破解?首先是在制度因素里边的一些弊病必须加以革除。

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处理得好,中国继续超常规式的发展是完全有客观条件,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会以中高速,也就是被美国高1倍以上的速度,比欧洲和日本高3倍以上的速度,2-3倍的速度我们继续去接近发达经济体的那个状态。

在理论上的概括就是我们要特别看重全要素生产力概念下的潜力释放,领导人也接受了这个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是注意到资本、劳动这些相对容易量化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旁边多出来了这一块,多出来的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是一定和科技的创新发展有关。

我们进一步的发展是说,说得更全一点,科技所形成的对于增长的贡献,要伴随着制度创新所形成的贡献,以及中央现在强调的数据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在供给侧来加以认识。这些合在一起的全要素生产率里边,特别值得看中的就是乘数效应明显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空间这样的潜力释放。

有效的制度供给来支持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创新过程,我们特别推崇“有效市场+有为有限的政府”,守正的同时要有高要求法制化营商环境,企业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财政视角上所有各级政府的事权要配支出责任的一览表和操作规则,使政府的作用在“有为”和“有限”的结合之下更好地发挥守正创新、守正出奇,这里边我们资源配置优化的潜力,发挥这样的潜力在中国大有可为的很多的事项还是不同的视角上要有一种中央现在强调的系统论,比如财政和金融的结合部显然有政策性融资体系,显然有我们现在所说的绿色金融、PPP创新、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方面的创新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加上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的支撑。

在这样的过程中间,第五个层面我要重点谈一谈自己觉得有必要加以勾画和认识的,财经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发展这方面的人才需求。财经概念之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发展我觉得有至少三大维度:

第一个维度,政府财经管理部门的管理状态要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当年在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尽快的形成政府十几个金字号工程的系统建设,而且还要规定它的一期、二期、三期,现在听说有的已经推进到四期,金财、金税、金审、金关、金盾、金农、金水等等,大家一听就知道指的是什么。各个部门的金字号工程的信息系统发展内在逻辑一定要联网,经过授权以后共享信息来源,消除信息孤岛,更好的支持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金融现在已经推进到数字货币这样一个创新事项。在区域层面我们已经注意到,比如浙江的台州,所谓金字号工程的联网,所形成的公共数据平台已经很好的在支持那个地方不仅政府部门可以更好的利用信息化来提高自己的调控管理和服务水平,企业和社会公众也可以得到必要的授权以后,运用这种平台里的数据来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和自己的创新活动。

我也知道雄安新区在积极打造他的新型城镇化的千年大计的片区综合开发,他的管理部门特别注重不等待整个金字号工程的联网,以区块链为主要技术创新,在所谓去信息化的信息系统建设方面自下而上的有一系列非常值得肯定的发展成果。比如,他那边的那些项目建设要对接区块链,所有的非税票据要电子化,以区块链技术来不等待联网就能够形成它的可靠性和不可篡改性。而且利用这些信息技术形成的它区域里的科技服务平台,以及所有要受到政府服务正面效应的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它可以设立所谓区块链支持的“数字保险箱”,这里面的数据一旦输入,就是有绝对的可靠性,不可篡改,在有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在量化的形式上支持相关所有的合规性和政策兑现这方面的依据,也有对应到的政府采购制度所匹配的白名单制,以及创新供应链金融这里边所有技术条件等等。政府要牵头的智慧城市建设,显然天眼系统、网格化管理,这些做起来都方兴未艾,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企业和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发展。有企业生产运营的数字化,有产业互联网,在更大的行业和全产业规模上要通通把数据连通,还有科技金融,这更是金融界这些年反复在创新努力发展的,当然这里也有我们的一些教训。比如说,听起来逻辑很好的P2P,狭义的被理解为就是发展网上众筹,结果出现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最后归零,现在不得不做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里面要总结经验,肯定创新的大方向。另外,要实事求是的尽一切努力去化解风险,对原来已经出现的风险的后遗症尽快的消化。

总得大的趋势,现在看以新基建为支撑是有可能再上台阶的,中央特别强调的新基建就是跟数字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这个领域里的基础设施支撑,而新基建一定是和其他的我们传统的新型城镇化和老基建要相得益彰的发展的,这里的具体事项中央都有明确的指导。还有新型的农业生态的发展,比如冷链,哪怕是穷乡僻壤,网上的对接,数字化时代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第三个条件,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再往下就说到相关的人才需求了。我现在回想到《天下无贼》电影里的那个金句,是在这个世界到来之前借助人物说出来的,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确实是,人才现在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他的重要性,相关的人才需求至少有三大类型:

    1.创新型人才,要提到有重大突破的实现者,领军的人才,领军人才也要涉及到通才的组织管理。比如核时代怎么到来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天才思想揭示了客观上有这种规律,而把它引出了核能的利用。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创新重大事项,对于结束二战和以后形成全球的核威慑、核战略平衡的原子弹的诞生,他那个系统工程的组织者也是领军人才,通才式的人才,这种人才可遇而不可得,要特别好的形成这种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的环境。还有高端科研团队里其他的一些创新骨干,都是领军者最主要的搭档和助理,这是最高端的一层。

    2.成果应用型人才。比如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专家里手,我们可以称为产业化项目的指挥员,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方案具体的操作者,方案的工程师,实施的骨干,这也是人才。

    3.技术型人才。这个第二层次的人才下面还有第三层,更大量存在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培养的是技术型的技术能手,数字经济里面的硬件、软件相关的技术员,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后各个单位都要接触到信息化运用的一些岗位上,这些本职工作人员怎么样胜任愉快。还有我们乡村振兴中间,说是务农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作者必须掌握跟数字经济运行对接的能力。

这些全中国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中间会纳入这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从规模上来说是从成亿人的底座,到百万人这个数量级的中层,再到最为稀缺是破解“钱学森之问”才可能脱颖而出涌现而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军人才一样我们都不能少。

第六个层面,我认为现代进推进中,财经界数字经济人才大军的培养。要把中国的国民教育与职业教育进行培养,欧美发达国家比我们起步早,我们是学习者,近几十年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缺陷和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邓小平当年拍板,1977年已经到了夏季的尾巴上了,马上进入秋冬了,恢复高考,时不我待,这就是由此产生了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的77级,我就是在这里边的一个受益的具体的例子,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在实际生活中间,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进一步的,有这么多的条件匹配以后,现在人们却有抨击它的问题,这里怎么让创新型人才得到更好的支持?

在多样化的人才培育方面怎么样消除中国人在传统意识上非常明显有偏颇的只重国民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似乎孩子的出路就是瞄准着名校,不能进入名校就等而下之,如果是高考的失败者才去走职业教育之路,那是非常的灰头土脸的,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不应该这样。

前些年我们注意到欧美的职业教育,特别是欧洲比较典型的职业教育没有这样的等级区分,他在博士作为最高级的下边,从硕士开始,所有的教育,各种门类的教育,类似于我们的国民教育,也可能类似于我们的职业教育,它是有“立交桥机制”的,各个阶段被培养的对象自己可以自愿选择从这一端转到另外一端都可以,一直到硕士都是这样的立交桥连通,中国现在已经在这方面积累经验走到一部分职教的天花板能升到本科,我认为以后还要继续借鉴国际经验升到硕士。我们的数字经济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限于院士、教授这样的高端专家。可以说上下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无不需要掌握数字经济技能的从业者。怎么样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就是在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中间,要尽一切可能,卓有成效的培养出数字经济人才大军,这是我们当代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任务和使命。

由此来考虑我愿意试着提出一些应该积极考虑的建议。

第一,在有力的支持数字经济人才,数字升级和加快培养的过程中间,第一要坚定不移的在供给侧改革这个主线上面,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深化配套改革,说了多年的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应该动真格,推动我们的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推动科研体系更好遵从科研规律,适应现代化需要。

第二,在我国的本科研究生,还有中职、高职这种职业教育不同层面上,要积极丰富和数字经济有关的专业,计算机科学的原理到硬件、软件、维修操作、网络服务、相关对象领域,比如特定的制造业对应到农业也好、矿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金融业也好等等,要更好的丰富学科,培养适应人才。

第三,在“有教无类”的广泛性上要加入因材施教的针对性,要及时发现天才的苗子,不论是神童还是大器晚成者,只要表现在某个阶段上,他的潜力突然发现了,释放出来了,特别优异就应该推荐升级进修。

第四,我们的国家财政部门对于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和培训的支持要进一步强化和优化,结合重点攻关项目,结合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新型举国体制事项上面,这种支持经济在原来已有的种种手段继续考虑充分运用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的考虑在机制上面要加上创新,使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好的发挥它的放大作用。

第五,结合“新基建”和相关的综合开发,对接到PPP等等这种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创新,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开办教育机构,开办培训机构,组织这方面的教育培训活动,支持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和涌现。PPP从硬件建设开始,比如新基建完全可以对接PPP。还有它的特点就是它会对接到运营,会对接到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段里面,从建设到运营总体的系统化的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大有可为的。

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谈一点自己在准备发言的时候想到的,毛主席当年引用的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先驱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我们还应该不时的重温毛主席推荐的这首时,因为里面包含着我们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哲理的寓意,一定要给出多样化人才,能够破土而出我们应该提供的制度环境的条件,谢谢大家!

(此为2021年4月18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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